一边是“书市上出现以昔日上海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一边是现实里曾经真的有人把“交际”当饭吃常年住高级旅馆或公寓，被有钱男人供养，连工作都不用找。更扎心的是：在不少人口述里，这类女人在旧上海的“等级”还真分得清清楚楚从 甲级旅馆的包租，到住进 国际、 金门特级旅馆的更高档次。你以为那是小说幻想？可曾有人确实在五楼带会客室的套房里，见过她们朝你摸头喊“小开”。
可笑的是，今天我们看过去，常常只记得“风情”和“八卦”；而当时圈子里更在意的，却是出身、声望、门第，甚至是“能不能配得上当名媛”。有人可以成为交际花、金丝雀，但要被叫作“交际明星”，门槛又更高：名媛出身。那种“穿得漂亮就够了”的时代，恰恰没那么简单。
把时间拉回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上海，你会发现一个残酷规律：你不必当职业社交名片，但你得有资本的底色；你不必靠工作生存，但你得靠关系活得体面。
惠中旅舍的五楼，带会客室的高级套房，就是那套“体面分层”的缩影。有人跟父亲去旅馆玩，能遇到那些常年包租的女人。她们看起来“美艳又善于交际”，没有社会职业，长住高级旅馆或公寓。更具体一点：她们会把人记住有些人看得面熟了，甚至知道来的人是谁，还会摸着脑袋喊“小开”。这不是故事里的拟人夸张，而是旧日上海里真实存在的生活片段。
当然，惠中不是唯一。大东、东亚、新亚、扬子、东方、大中华这些甲级旅馆里，也有类似的女租客。乙级旅馆也有，但档次更低。最夸张的，是特级：国际、金门。用长辈的话说，和妓女的等级一样，社会的“分级”甚至能细到住哪栋楼、哪一层。
但这里出现第一条反差：住在特级、甲级，甚至豪华华懋公寓的“这类女人”，在当时也算不上真正的交际明星。她们更像“交际草”。为什么？因为她们可能是红舞女，可能是旧时舞厅的红倌，甚至是某些家庭转场后又出来广交朋友的女人排场有，关系也能周旋，但从“圈层认可”来说，仍然不够“档次”。
于是问题来了：那真正能称为“交际明星”的名女人，到底凭什么站上台面？
答案很现实： 名媛出身。即使家境不一定最富，但家族在社会上有声望，门阀高华。甚至有人在笔记里写得很直白：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从陆小曼、唐瑛开始，继之者为周步苹、陈皓明。门第、风度、社会地位，像一层“天然滤镜”，让她们从普通的“交际花”里脱颖而出。
先说陆小曼。她的故事后来因为影视剧被更多人知晓。可在旧上海的语境里，重要的不是“她会什么”，而是她这个人所代表的那种气质：能诗善画，晚年还能进入上海文史馆，留下作品被收藏。你能感到一种判断：才艺是一部分，但最关键的是，她被当成了“名媛”的一员，是圈层承认过的人。
再说唐瑛。她和很多“靠美貌被供养”的形象不同。她出生在1910年前后，父亲是沪上留德名医，兄长唐腴庐是宋子文的亲信秘书。宋子文遇刺那件事里，替身与误击这种剧情感很强，但唐氏家族的影响力并不是靠巧合堆出来的。宋子文在内疚与抚恤之外，对唐氏家人一直看顾。
唐瑛接受了沪上最贵族化的教会教育。嫁给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市政水道工程师李祖法。李家是宁波小港的家族，父亲李云书是巨商，家族成员在上海多得像名流清单。之后她离婚，再改嫁北洋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你看她的婚姻轨迹，不像偶像剧里“恋爱脑”的选择，更像门第与社交资源之间的流动。
我在母亲的口述里，真正“见到”的唐瑛并不是在舞台，而是在普通生活的交叠里。母亲住在愚园路西端的西园公寓，沦陷时期几乎每天都有朋友来打牌、吃饭、聊天。孩子放学也跑过去。就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里，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皮肤白皙、身形修长、嗓音甜美，打扮清雅脱俗。母亲叫她“陈瑛”，并教孩子们叫她“阿瑛娘娘”。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唐瑛。
有一回母亲带我去霞飞路买东西，回程路过泰山公寓。母亲说阿瑛就住在里面。于是上楼，搬出糖果叫我吃。那时候巧克力稀有又名贵，我只吃了一块，因为我不爱甜食。可你会明白：在旧上海的高层圈子里，糖果不是糖果，是一种“你被允许靠近”的信号。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资格被这样招呼。
母貌属于古典类型，而唐瑛更像西洋女性风味。若同场出现，风头更偏向唐瑛。可惜的是，等到后来家人去向，她也移民美国，彼此通信很久断了。你能从这些断联里读到一个更冷的现实：交际圈再热，也会在地理和政局里。
还有周叔苹。她几乎像“交际明星的第二种样子”：不是靠纯粹光彩，而是靠持续的圈层存在和才艺输出。
周叔苹和母亲有超过半世纪的交谊，但我在上海时从未见过她。原因很简单：她多半活跃在上海的社交场合里，而我生活的轨道和她的出没路线并不重合。她在之后才更容易被看到。
先从她的上海起点说。母亲十七岁嫁给比自己大十五岁的父亲，婚后在西摩路买房，新居毗邻邮票大王周今觉的住宅。周家有位待字闺中的大小姐，名叔苹，比母亲长两岁。两人没经介绍却能隔着墙通过招呼谈话迅速成为朋友。后来各自搬家、社交频率变化，来往自然不及以前密切。
但周叔苹并没有退场。她经常出入上层社交，同时还翻译英文短篇文学作品，在林语堂主编的《西风》等杂志发表。她之所以能成为交际明星，是因为家世、社交能力和文学成就三条线同时在线。你可以把这理解成一种“多引擎”：光靠美貌不稳，光靠交际也会被审美疲劳吞掉；有作品、有翻译能力，圈子就愿意把她当作“有身份的人”。
后来两人都移居。1949年初起，大批上海人涌向，主要集中在港岛北角、九龙尖沙咀。母亲和周叔苹住在金马伦道上，几乎每天见面：打麻将、聚餐、聊天，偶尔结伴去探望亲友。那时周叔苹年过中年，不复年轻时的风光，但她穿着打扮像二十来岁一样，浓妆艳抹。她年过八旬后依然把鲜艳夺目的流行时装穿在身上，常在街头出现，被居民和店员戏称“老美女”。
“老美女”听起来像讽刺。但你得承认，这外号也说明：她不是躲在房间里老去，而是在街上继续活成一种存在。有人嘲笑她像在“硬撑”，也有人看得出她是在用穿着保留韶华。
而真正让人觉得：她的文学水平并没有被那层“出位打扮”的外壳掩盖。1983年我到时拜访，她让我叫她李auntie，并说她是一位作家。我起初把她当成报纸专栏写手。后来我在书局买到她70年代在出版的小说散文集，读完才发现文笔与内容的确到位，序言由元老级人物张群（岳军）撰写。又在上海新华书店看到她翻译的外国长篇小说《拿破仑和黛丝丽》，译本序也出自蒋彦士之笔。
换句话说，交际明星不只是“人好看、会应酬”。在最核心的层面，她们有能力把自己变成“可被出版、可被引用”的文本形态这才是圈层最愿意承认的硬通货。
可旧上海也不是只有名门。最出名的“例外”之一，是被多家小报叫作“乱世佳人”的“黑猫”王吉。外号“黑猫”有双重含义：一个是她嫁人之前在黑猫舞厅做伴舞女郎，擅长维也纳华尔兹和探戈，还会西班牙和吉普赛舞蹈，能赢得满场喝彩；另一个是她长期穿黑色衣裙或旗袍，玫瑰红腰带或辫带作为配色，款式变，但颜色不变。
王吉不是“只靠家族”的牌。她多才多艺：能操英法日三国语言，会书画，还是画家符铁年的入室弟子；又善于演唱京剧、昆曲，曾与梅兰芳演过《游园惊梦》，饰春香。她的底子是技能型，而不是门第型。
她的感情和婚姻，则是旧上海最常见、也最残酷的现实剧本。初嫁秦通理，硝矿管理，油水可捞但官职中级。秦通理借助王吉的美貌与交际能力结交达官显贵，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后来性格不合离婚。可更扎眼的是“八一三事变”后秦通理当了汉奸。王吉面对这份利用与权力的交换，回以冷笑：“你以为当了汉奸就可以逼我屈服？我找个比你大的汉奸给你看看。”
紧接着，她跟了潘三省。潘三省原是赌徒，沦陷后当小汉奸，又攀附日本势力和汪伪政权，成为骤然起势的巨商。娶王吉之后，他买下两座大花园洋房。一个在法租界安福路一带做住宅；另一个在沪西武定西路开会员制赌场，名叫兆丰总会。
兆丰总会不是公开赌场。要么有会员资格，要么由会员带入。会员多是汪伪政权的新贵，当然也有上海的有钱人。对我父亲来说，沦陷时期他未担任伪职，但经营与结识的圈子很熟，算得上有资格成为会员。
关于兆丰总会怎么运转，父亲在我大学毕业后讲过。大厅里摆赌台：轮盘、牌九、大小、番摊等由赌客与赌场对赌；麻将、扑克、沙蟹等由赌客互赌，场方抽头。王吉常穿黑色旗袍，在各个赌台之间穿梭招呼。遇到相熟朋友，哪怕对方是、次长级的汉奸，王吉也能在旁谈笑，让那人面露得意。你会看到一种“把权力当气氛”的社交魔法：不是你坐在高位，而是你能让高位的人感觉自己被照顾。
赌场后面还有餐厅，中菜一般，西菜不错。父亲说原因是王吉花高薪从礼查饭店挖了专做法国菜的高级厨师。于是一些老饕并不爱赌钱，只为那口西菜来。这里的讽刺很明显：再黑的场子也要配上“体面味觉”，让来者在道德与胃口之间找到一种自我说服。
楼上是会员休息区：洗土耳其浴可缓解疲惫，抽鸦片可以放空。还有装烟女郎伺候，背景出身贫穷，年轻有姿色。客人若要求性服务也可能答应。但据父亲说，这样干的客人不多，原因一半是自诩“身份”，一半是怕事情传回家里被妻子发现。要玩的“下等姑娘”未必缺，但很多人更在意“自己看起来像上等”。
那些在这里玩女人的大多是和平军的高级军官，粗鲁、带着队伍投靠日本的土匪头子也会出没。这个细节不需要解释，它自己就是一记耳光：所谓“交际”，在极端年代里常常披着香水味，底下是血腥的底色。
1943年，潘三省因外遇和王吉离婚。王吉分到财产后，和初恋男友严某在法租界绍兴路买了小洋房同居。离婚反而让她躲过了一劫。两年后日本战败投降，潘三省因“汉奸罪”判十五年，没收全部财产。离婚后再娶的舞女王三毛也被牵连，被军统抓起来关了几个月才放出来。
抗战胜利后有人提出要以“附逆罪”追究王吉主持兆丰总会的责任。但因为她与潘三省离婚，加上她在上层有关系，这件事不了了之。她得以安然无恙。
后来上海前夕，王吉和严某去了。到那里后她变得极低调，不怎么和旧识来往，只是静静过日子。有人提起她也到了九龙，但这么多年竟一直没再被见过。
你看出来了吗？她的“交际”没有唐瑛、周叔苹那种文雅滤镜。她更像把社交当成生存工具，把社交圈当成交易场，把舞姿、语言与胆子一起打包卖出“筹码”。所以她成为“乱世佳人”，也成了“黑猫”。在乱世里，人们需要一张能活下去的脸。
还有一群活跃在交际场的女人，如夏丹维、谢家骅，但从叙述视角看，她们在家世、教育、修养和才艺上都比不过陆小曼、唐瑛、周叔苹这些被反复点名的人。
把这些人放在一起，你会发现旧上海的交际场像一座分层的剧场：有人站在聚光灯下，靠门第与才艺被叫做“明星”；有人在边缘打灯、靠能力与胆识把自己送上舞台；还有一部分人住进高级旅馆，却仍被轻描淡写地归为“交际草”。所谓“明星”，不是因为她们更善良，而是因为她们更容易被社会承认为体面。
但在今天我们看小说看得津津有味时，谁又真的关心过：这些“交际”背后，究竟有多少人的生活选择是被时代推着走的？ 当代人一边刷旧上海的“风情”，一边却只愿意记住“谁更会玩”，那我们到底是在欣赏故事，还是在替现实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