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论文

摘要：《狂人日记》叙事特色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鲁迅对中国文学叙事艺术养分的汲取。二者间的联系表现在：开端叙事方面，“文言小序”承续了《史记》列传的故事起始叙事传统、《游仙窟》的开端叙述者模式和戚本《红楼梦》第一回的“托言+预叙”结构方式；反讽叙事方面，《狂人日记》在叙述声音、人物描绘、修辞三方面承续了明清奇书的多种反讽叙事策略；意象叙事方面，“月光”“赵家的狗”“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书房”意象，对相关传统意象的内涵和叙事功能既有承续，也有创新。对《狂人日记》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关联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狂人日记》叙事艺术的民族性特征及其从传统叙事向现代叙事过渡的继往开来的文学史地位。

关键词：《狂人日记》；叙事传统；开端叙事；反讽叙事；意象叙事

一、开端叙事

与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相比，《狂人日记》结构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日记体上添加了一个说明背景和命题缘起的“文言小序”。“文言小序”即“文本开端”。这里的“开端叙事”是指对文本开头或故事起始的先行叙事单元的叙事特征与结构功能展开研究。杨义认为，中国人的时间整体性观念以及“年月日”这一时间表述体制深刻影响了古代作家们，使他们往往把开头当作“建立天人之道和全书结构技巧相结合、相沟通的总枢纽”①，由此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开端叙事传统。这种传统最早体现为诗赋的“赋序”这种形式。如鲁迅读过的“即事兴情”②的宋玉四篇赋中三篇都有赋序，其功用多是“说明创作背景和命题缘起，交代其所感咏之事，帮助读者领会主文本所蕴含之本事”③。此后，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④的《史记》，七十列传中单个人物传记的故事起始叙事也形成了定型的叙述模式。受历史叙事影响，虚构叙事作品也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开端叙事模式：如被鲁迅称为“得胜头回”⑤的宋话本的“引首”、元杂剧的“楔子”、明章回小说的“引首”、明傳奇的“副末

开场”或“家门引子”、明清奇书文体标准的开端叙述模式——“在作品主体部分之前添加一个结构独立的序曲”⑥等。《狂人日记》与这种开端叙事传统的承续联系集中体现为把“日记体小说”“完全民族化了”⑦的“文言小序”。

首先，就开端叙事的总体特征而言，“文言小序”承续了《史记》列传“单个人物传记”以人为中心的叙事原则、单线直观的叙事思维、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承续了唐传奇《游仙窟》的第一人称开端叙述者模式。在叙事原则方面，“文言小序”与《史记·管晏列传》的首句都采用了“某某者……”的句式，这种句式是很多古典小说句首的定型模式，如《聊斋志异》“498篇中有419篇用了这一模式”⑧。它以介绍主人公的姓名、身世等为叙事逻辑的起点，体现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以“事”为中心的叙事原则。在叙事思维方面，《管晏列传》的开端依自然时序概述了管仲的主要人生事迹，体现了“直书与实录”的历史叙事基本特征，反映的是单线直观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心力：晚清思潮与早期鲁迅研究”

作者简介：郭海玉，女，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博士生，南阳师范学院讲师（威海264209）。的叙事思维。“文言小序”也以一种单线直观思维依自然时序侧面概述了“某君”读中学、归乡后大病、病愈将日记题为《狂人日记》、候补等人生经历。虽未使用列传叙事的全知叙述者模式，但采用了鲁迅熟知的《游仙窟》第一人称“自叙”⑨模式。这种模式也能给人一种“拟直书实录”的感觉。在叙事风格方面，《管晏列传》和“文言小序”的叙事语言都很严谨、精练，篇幅短小却蕴藉颇深，囊括了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呈现出一种文约事丰的风格。

其次，就文本开端的结构方式及功能而言，“文言小序”承续了戚本《红楼梦》第一回的“托言+预叙”结构方式以及交代主体故事来源始末、预设多重阐释框架、生发阅读动力、寄寓创作意图等功能。被鲁迅盛赞“手腕高妙”的曹雪芹，在第一回中“假称”手稿是无才补天的“石头”的自叙传，抄录者是“空空道人”，编辑者才是自己。

这一番人物巧置，幻化了主体故事来源，预告了人物的悲剧结局，为读者理解故事预设了多重阐释框架：“石头”的“色”与“理”，空空道人的“自色悟空”，曹雪芹的“自悔”与“悼红”。同样，“文言小序”中鲁迅“假称”日记是迫害狂“某君”所写，“大哥”是日记的外传者，“余”是抄录者和编辑者。人物的巧置与《红楼梦》大体相仿，也代表了理解“狂人”和日记的多种眼光。但由于“狂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含有“疯子”和“狂妄的精神先驱”两重含义，因而“文言小序”提供了更多义的阐释框架：一是某君是个疯子，日记里全是疯语，他庆幸痊愈并能候补；或某君是个精神先驱，自嘲自己为“狂人”，“候补”乃是变节或权宜之举。二是大哥认为弟弟是真疯，日记毫无价值。三是“余”虽懂现代精神病学但拥护儒法正统文化，认为“某君”是真疯，日记仅有医学价值。可见，“托言+预叙”结构能够营构一种复义的艺境，蕴含一种超越性的他者立场和置疑反讽的意向，因而更能全面反映世界的复杂本质和作者的复杂认知。

二、反讽叙事

“反讽叙事”是指在结构与修辞方面能够产生“反讽”意味的叙事策略。作为文学术语，“反讽”源自西方，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不同理论家对“反讽”的解说各异。英国文学批评家D.C.米克归纳出构成反讽的五种因素：“‘无知或‘自信而又无知的因素、事实与表象的对照、戏剧因素、超然因素、美学因素”⑩。中国古典文论中虽然从未出现过“反讽”术语，但是反讽因素或反讽叙事策略在明清奇书中就已普遍存在，并已成为古代文学界的共识。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很早就指出，明清奇书最突出的叙事特点是作者为探求历史真相，一方面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吸引观众”，另一方面“谨守文人作‘文的文化规范”，后者“始终赋予书中描画的人物和事件以一种突出的反讽角度”。《狂人日记》的反讽特色已为学界共识。它的形成，除了与鲁迅在中西文化交会语境中形成的悖论式本质思维特征相关外，也与他对明清奇书反讽叙事策略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继承有关联。endprint

首先，戚本《红楼梦》构设表层和深层叙述声音的矛盾互否形成

反讽的叙事策略在《狂人日记》中得到了承续。《红楼梦》中，曹雪芹先是借空空道人之口评价此书“皆是称功颂德”，而后直言此书“满纸荒唐言”，最后又借“石头”之口以正统封建礼教话语来褒贬人物，貌似对书的思想文化价值持否定态度；但是深层叙述声音却处处流露出反程朱理学的人文立场。可见，“荒唐”云云都是“佯装”之语，作者的真实立场其实是以情反理的。与之相似，《狂人日记》的编辑者“余”先是借大哥把日记送人一事来暗示日记的毫无价值，而后直言日记“多荒唐之言”，最后又借“迫害狂”之口来褒贬周围人事，貌似对日记的思想文化价值也持否定态度；但是深层叙述声音却凸显出仁义道德吃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精神可以进化、启蒙和历史进化的观念可疑等丰富的思想主题。可见，所谓“荒唐”云云也都是“佯装”之语，鲁迅的真实立场是反儒法正统思想的。这样二者都通过构设表层和深层叙述声音的矛盾孕育了浓浓的反讽意味。

其次，明清奇书通过形象映衬、情节起伏和构设人物言行与内心的距离来酝酿反讽意味的策略在《狂人日记》中得到了承续。如嘉靖本《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被时人推崇为英雄豪杰，但在曹操雄才大略、权谋机变的形象映衬下，却常常显得志大才疏、刚愎自用；此外他素以“仁义爱民”著称于世，但在陶谦让徐州、不救被曹操擒获的恩人吕布、刀剐糜芳和傅士仁等情节中，却又暴露了他言、行、心的不一以及心狠手毒的弱点，诚如鲁迅所言刘备“长厚而似伪”。此外，鲁迅谙熟的唐僧、贾宝玉、宋江等人也都充满了反讽意味。对“狂人”形象的塑造，鲁迅也是态度模棱两可，既有赞赏和同情，也有批判与不满。比如狂人在大哥貌似“宽厚”实则“凶狠”“迂腐”的形象映衬下时而“偏执”“荒唐”，时而见识超群、勇敢无畏。此外，狂人最初反对“吃人”并呼吁“救救孩子”，最终却加入了“吃人”的队伍。可见，《狂人日记》与明清奇书的人物描绘都充满了反讽意味。

第三，明清奇书的“人名双关语”反讽修辞策略在《狂人日记》中得到了承续。“人名双关语”即作者利用人名的多义或同音来含纳多重意蕴以实现褒贬人物的意图。如在鲁迅认为作者洞达世情、“幽浮而含讥”的《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名字含有

“经世济国”“耗费少而收益多”等意义，这与他沉迷女色、破门败户的品行正构成了反讽。再如鲁迅费了很大心力考证多种版本的《水浒传》中，梁山山寨的军师吴用，名字的谐音是“无用”，这与他智勇双全的能力素质以及成功策划一系列梁山军事行动的功绩也构成了反讽。《狂人日记》中的“古久先生”，象征的是统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专制帝王；其名字的谐音是“古旧”，蕴含古老、长久、陈旧之意，寄寓了鲁迅对专制统治者的否定意向，这与作品中呈现的专制统治的历史总也不过时且很难撼动的现实构成了反讽。可见《狂人日记》的确承续了明清奇书诸多反讽叙事策略。

三、意象叙事

在叙事修辞方面，《狂人日记》的民族性体现在使用了“意象叙事”这种方式。“意象叙事”是指那些“汇聚着历史和神话、自然和人的多种信息”并融合了人的神思意趣的物象，作为象与意“结合而成的生命体”，在叙事中发挥了“凝聚意义、凝聚精神”“疏通行文脉络、贯串叙事结构”“保存审美意味、强化作品耐读性”等功能。杨义认为，它的产生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中国人具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二是汉语能够超越时空限制沟通各种文化要素；三是古典诗歌意象向其他文体渗透；四是汉字中的一些表象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信息和意义。古代叙事文学中有很多叙事意象，如远古神话中的“月亮”，六朝志怪书中的“狗”，《红楼梦》中的“流年账/账簿”、《聊斋志异》中的“书斋”等。《狂人日记》中的“月光/色”“赵家的狗”“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书房/屋”对上述意象的内涵和叙事功能既有承续，也有发展，现分述如下。

“月亮”和“月光/色”。在鲁迅颇有研究的远古神话、《红楼梦》中，“月亮”作为原型意象，是“母亲和女性的化身”“永恒的象征”；作为古典意象，逐渐衍生出“美”“孤独与失意”、团圆、智慧等内涵；主要发挥推动情节运行、营造祥和氛围、预示人物及家国的命运、反映人物悲涼或“澄明宁静的心灵体验”等功能。《狂人日记》中的“月光/色”继承了团圆、孤独、智慧等传统内涵，但也被赋予了现代意味，即象征“精神病发作”和理性的觉醒。现代精神病理

学已经证实“精神病患者发病的`周期与月亮引起地球潮汐的周期有一定的自然联系”。如第一则日记中主人公回乡与亲人团聚后，望见“很好的月光”，产生了澄明爽快的感受和“须十分小心”的反常心理，并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孤立的精神处境。在第二、八则日记中，伴随着“全没月光”“月色也很亮了”，主人公的被迫害妄想逐步夸大，对吃人现象的理性认知也在不断深化，心理感受更是经历了“不妙”“从头直冷到脚根”“不怕”“怕”“纳罕”“伤心”“勇气百倍”等复杂变化。可见，“月光/色”继承了“月亮”反映人物心像、营造澄明宁静的审美意境等功能，但也在这意境中融入了人物病态的生命气息，发挥了推进人物意识流动进程的功能。

“狗”和“赵家的狗”。在古代神话传说、六朝志怪中，“狗”意象被看作是忠诚、“邪恶”“黠慧”“天人感应神学思想”以及怪异现实的象征，在叙事中其地位由配角渐升为主角，不仅推动着情节运行，而且多反映作者的政治理想或面对无序社会的苦楚情绪。“赵家的狗”是一个添加组合意象，象征地主乡绅阶层的走狗或帮凶，不仅继承了“狗”意象“邪恶、黠慧”的内涵，而且被赋予了怯弱、愚昧、自私等现代意蕴。它出现在第一、六、七、十则日记中。作为乡村社会的监视者、介入者和看客，它是主人公回乡后精神病发作、恶化的重要原因，不仅不分昼夜四处“看”着“叫”着，有着“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而且还与“海乙那”“狼”是“亲眷”“本家”关系，并且和赵贵翁一起麻木地旁观“疯子发疯”。可见，“赵家的狗”已升华为“食人民族”国民劣根性的象征，不仅延续了“狗”凝聚意义、推动情节的功能，而且深化了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也推进了主人公意识流动的进程。endprint

“流年账/账簿”与“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红楼梦》中“流年账/账簿”出现在第44、112回，此外“账”“账目”“对账”“归账”“账房”散见于全书各处。可见“流年账/账簿”并非普通物象，而是发挥着贯串情节、凝聚事件信息和意义等功能的意象，象征着传统大家族的生活史和父系家族制度。《狂人日记》中“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一个添加组合意象，在承续“流年账/账簿”

的内涵和叙事功能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皇权专制制度及其统治的长久历史这一现代内涵，还发挥了深化主题的功能。在第二、三则日记中，主人公廿年以前“踩了一脚”簿子，自认为引起了故乡所有人的迫害欲望，表面看这种逻辑很荒唐，却符合“被迫害妄想症”的症状；深入分析也会发现正是主人公有过使皇帝“很不高兴”的过激或革命行为，才引发了所有人的孤立和仇视。主人公也是由自己被迫害的体验出发，才发现了仁义道德、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质。因此，这一意象使作品的深层结构逻辑符合了因果律，主题思想超越了时空局限而具有深广的政治与文化批判意义。

“书斋”和“书房/屋”。“书斋”是古代文学中经典的空间意象。如鲁迅熟知的《聊斋志异》中的“书斋”，象征的是“规诫、异化儒生身心的儒家伦理秩序”，也隐喻“宋明理学规范下书生孤寂冷清、空旷不实的身体”，主要发挥为人物活动提供场所、贯串情节和揭示主题的功能。《狂人日记》中的“书房/屋”将“书斋”的内涵拓展为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的结构系统，由儒家思想文化、家族与皇权专制制度、国民劣根性三种元素构成。第三、六、十、十一则日记对该意象有所描述。作为藏书房间，它贮藏着科举考生必读书“儒家经典及诠释文本”和一些史书。主人公病发后被专制家长关在“书房/屋”，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它的“黑漆漆的”属性暗示了其与国民劣根性的密切关联，它“要我死”的“意思”揭露了其吞噬生命的残恶本性，它的“门”打不开暗示了其无法破毁。如一位学者所言：儒家思想文化“被政治权力利用与国家管理体制合谋”后，“形成一整套伦理规范和道德法则”，“一方面对人性压制仍为残酷，另一方面又为体制中的人所遵循，于是虚伪、做戏、狡猾、善变等种种劣根性”由此而生。又因为有限的个体对这三种要素组成的结构如何变化无法把握，所以破毁它毫无希望。可见，“书房/屋”意象承续了“书斋”意象的功能，又巧妙地发挥了扭转情节、结穴等新的功能。

注释

①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9—130、323页。②④⑤⑨魯迅：《中国小说史略》，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4、321、81、48、93、133页。③⑧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第295、410页。⑥[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0、102页。⑦王吉鹏、李春林：《鲁迅：世界性的探寻——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⑩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1—292页。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页。汪卫东：《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王利锁：《论六朝志怪中的异犬狗怪描写》，《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陈晓屏：《试谈〈聊斋志异〉中的“书斋”意象与书生身体》，《文学前沿》2008年第2期。曹禧修：《人性·体制·文本性思想——“铁屋子”结构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