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道路选择
第一节 “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辨析
一 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内涵与外延的理解
马特拉认为“美国化”概念的出现，发生在“美国占领古巴、菲律宾和夏威夷的军事行动中”，正是伴着“军事入侵”的步伐，“美国化”同时体现为“文化工业的入侵”。而事实上，“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社会’是美国，它是技术革命的主要普及者。它比别的社会‘传播’得更多的社会，因为世界传播总量的65%源于美国，美国在世界上的信息网点布局更先进。但特别是它是惟一成功提出现代性全球模式、行为图式和普遍价值的国家。”
马特拉的上述理解清楚地说明，“全球化”是与世界上经计量发达的国家——美国不可分割的，由于美国靠着强大的军事、科技、信息传播及经济实力，大举向世界、向全球进行扩展、扩张，而使“全球化”愈演愈烈。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化”某种程度上等于“美国化”。这种理解是相当清醒的一种认识。
英国学者吉登斯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时空的拉大”。他对全球化的定义是“加强对相距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使当地发生的事情与数英里以外的事情相互影响的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
约瑟夫奈从综合的视角对“全球化”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阐述。他认为“全球化”有多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经济领域，可称为经济全球化，指商品、服务、资金、信息远距离的流动；第二层是环境方面，在空中或海洋里远距离的物质传送，影响全球环境，包括艾滋病、酸雨等对全世界的影响；第三层是军事全球化，使用武力的危险促使了军事上
的联系；第四层是社会与文化的交流，包括宗教的传播和科学知识的推广；第五层体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法律、娱乐、时尚和语言等方面。
综上所述，“全球化”和“本土化”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的一对矛盾。从内涵上来看，“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共同遵循的规则、普遍认同的律条；“本土化”则意味着相对独立的规则，富于个性、特殊性的存在。没有全球化的发生，也就无所谓“本土化”的对应。从外延上来看，“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对峙与协调，涉及到经济、法律、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众多方面、领域，形成了当今世界各个层面不可回避的一种现实语境。
“全球化”与“本土化”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为结果，换言之，“全球化”是造成“本土化”对应的前提、条件，也是造成“本土化”对应的结果；而“本土化”对应即是形成“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形成“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峙与协调，既体现在物质层面的交流、交易、交换，也体现在制度层面的碰撞、磨合、妥协，更体现在及价值层面的对立、撞击与沟通。
二 “全球化”的冲击与影响
全球化的正面效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技术、信息、财富的交流，所带来的政治、法律、社会风尚的交流，所带来的价值观念、文化、人类思维与心灵的交流，改变了我们世界的形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深层价值观念的变动。其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效应既是一种事实，也是应当给予高度评价和高度肯定的。
负面效应：“全球化”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景象，它的出现实际上象征着区别、差异和公然的歧视。从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以及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条件来看，世界的分裂超
过以往任何时期。
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不论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不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文化层面；不论是“同质化”还是“非同质化”；不论是强对弱的辐射，还是弱对强的对应，对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要完成“全球化”冲击与影响下“本土化”体系的建构，“趋利避害”看来是基本的思路与方式。当然，如能使本国家、本地区、本民族传统的、现代的各种优势资源得以充足的开掘、发挥，能对经济发达国家、地区为主导的“全球化”产生反辐射、反作用、反冲击与反影响，那将形成真正相对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传播的秩序，形成“多样化”、“多极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传播的格局。
三 “全球化”语境中“本土化”的应对策略
少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志产生的五种反应：其一，完全适应变革，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其二，寻找妥协的中间发展道路，使“新旧”文化之间达成某种动态平衡；其三，身处危机之中，虽欲摆脱困境，但由于知识技能方面的限制，不可能主观进行克服危机的尝试，在随波逐流中被动适应周边环境的变迁，同样是尽可能地在学会的常规行为和新的事实压力之间寻找平衡点，并因此产生文化价值的转变。其四，这种反应方式与前面一种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体会，人们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不是将传统文化一股脑儿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而是依托它作为保护自己的盾牌，用以反击来势汹涌的外来文化的侵害。其五，这种反应方式通常和第四种方式相伴出现：对外来文化是有攻击性的排斥行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挑战被拟人化地寄附在一个“外敌”身上，并通过它明确呈现出来——西方文化、美国、跨国康采恩、犹太复国主义、伊斯兰教、大量的外来移民等等都是“外敌”的具体形式。
冯天瑜先生的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整体建设提出这样的构想：“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沿袭，而是传统文化的再造和新生，是鞋靴和中学在体与用、内与外诸层面相互渗透，既相冲突又相融汇的再生历程。这一历程伴随着自然经济解体，大生产兴起，封闭状态逐渐打破，社会革命和变革此起彼伏这样一种时代的际会风云而渐次展开”，又进一步具体描述到：未来的中华文化将是“‘世界的’与‘民族的’二者的统一”、“‘现代的’与‘传统的’二者的统一”、“在迎接生态环境尖锐挑战中前进”、并成为“在两种社会制度中并存的世界环境中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
杜维明先生指出：“我们是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必须超越三种流行的但却又过时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传统与现代之分，西方与非西方之分，以及地方和全球之分。我们超越这些二分法的深远意义在于要成熟地理解全球化和地方化二者之间的有活力的相互作用”，杜先生认为建立“作为东西政治经济基本价值观体系的儒学人文主义”是关键所在。
成中英先生认为：“如果说认知一个开放的创造的本体宇宙观是全球化的根本条件，认知一个开放创造的自我心性就是本土化的根本条件”，由于“中国式思考是本体境界体验性的”，而“西方式思考是方法所指求证性的”，因此，要实现突破、沟通中西思维方式、哲学思考之间的界限，才能达到某种超越。成先生进一步指出：“面对当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激荡中创造新宇宙与人类生活世界的体认，现代人不能不尽快建立一个新的思维认知方式，一个新的宇宙观，一个新的自我心性哲学和一个新的行为判断标准。新的思维认知方式意涵着天人互通、互动与互融；新的宇宙观意涵着本体宇宙论的体验与观察；新的自我心性哲学意涵着主体自我提升、转化与主客的相互超越与创造；新的行为判断标准则意涵着知行的整体与动态的合一。这三者又是互相激荡、互相制衡的。三者都必须在差异中以求整合，在整合中以求创新。诠释是个别中求全体，也是在全体中求差异。整合是为了提供平衡和开放的创造空间，而创新则是求存在价值的提升与生活世界的丰富。其最终目的在实现生命的整体和谐与持续创化。”
黄会林先生指出：“一个不善于研究和总结本土艺术与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不能很好地吸收其他民族的艺术及文化经验，因为它缺少立足的根基。因此，坚持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美学的熏陶，保证电影电视成为中华民族发扬光大的最有利媒介，实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如何在未来的信息竞争和文化传播领域里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应当成为我们特别关注的论题。”。“向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寻求滋养，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影视文化主体，将是中国影视今后的发展轨迹。”黄会林先生提出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影视传播文化的最重要的资源基础，这显然是“本土化”最基本、最核心的资源构成。
第二节 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本土化”资源辨析
一 “本土化”现实性资源辨析
所谓“本土化”的现实性资源，简单说来，就是中国特殊的现实的国情状况，早就了中国特殊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需求，因此，对现实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准确把握，是开掘“本土化”的现实性资源的主要内容。
1.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现实，是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实施的基础和保障，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又是中国电视传播艺术实施的前提和条件。
2.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体现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特质，中国电视既拥有独特的政治资源，又有其必须完成的政治使命与任务。
3. 中国丰富而多样的社会存在、独特而复杂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电视传播艺术实施的重要现实性社会资源。
综上所述，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实施，首先离不开现实性的各种资源的滋养与限制。这意味着，中国电视传播艺术各层面、各环节的“创造性”处理既得益于持续快速的增长的经济的强有力支撑，也得益于正在急速变化、变革的社会现实所给予的丰实、多样而宝贵的素材、内容，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对于“资源”的开掘，同时也会受到“资源”本身的限制，即另一方面中国电视传播艺术各层面、各环节的“创造性”处理更要面对“初级阶段”的经济实际，面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需要，面对复杂多变而难以准确驾驭的社会变化，而这一方面的工作要更见传播主题的功力与功夫。我们常说，一切艺术都是有特定形式限制的，是“戴着镣铐在跳舞”。所谓分寸、尺度、时机皆此谓也。对“现实性”资源运用的好，便可能大获成功，而运用得不好，则可能出现负面效应。
二 “本土化”的民族性资源辨析
在“全球化”语境下，“本土化”的“民族性”资源有哪些可为中国电视传播艺术所汲取、吸收呢？
1. 民族精神
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实施，理应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汲取营养，以这样一些精神品质渗透在电视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中，既体现在电视传播内容的品格境界追求上，也体现在各层面、各环节的行为活动之中。
2. 民族智慧
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对于中国电视传播艺术是一个至为重要的资源宝库。中国电视传播艺术一方面寻求“民族特质”。另一方面寻求“创造性”，而这些寻求都可能从“民
族智慧”资源宝库中直接汲取营养，不论是战略还是战术，不论是处理各个环节的关系，不论是用何种方式达到何种目的，都可以从“民族智慧”中获得重要启发和教益。
三 “本土性”的文化性资源辨析
“本土性”的文化资源体现在中国哪些传统观中？
1.“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2.“知行合一”。“和而不同”的社会——伦理观念
3.“和谐统一”的美学观与艺术观
为什么电视传播离不开“本土化”资源的充分认识和发掘？
首先，“本土化”现实性资源，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及社会领域，中国独特的国情是一个基本前提和基础，既有对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实施有极大推动作用的力量与因素，也有复杂的、难以简单处理的现实条件，因此，“挑战”与“机遇”首先不是“全球化”外在的冲击与影响，而是对“本土化”现实资源的内部的各种因素的整合。其次，“本土化”的民族性资源也是必须考虑的又一前提和基础。不论是民族精神，还是民族智慧，都有极为独特和宝贵的资源值得汲取和吸收，但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的认知和开掘，并不等于简单的搬用，既要吸取其精华，剔除去糟粕，又要根据时代发展、电视发展的实际，有针对性地、灵活地、富于创新地去汲取和吸收。第三，“本土化”的文化性资源是最具稳定性、持久性特质的资源，这里而蕴含的内容既丰富、又独特，而且相当深刻，当我们说到“全球化”语境之时，不要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在不断吸
收异质、异域文化，而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因此，学习、借鉴、吸收传统文化资源本身，也是在学习、借鉴、吸收传统文化资源本身，便极具包容性、开放性、多元性，这为它吸收异质、异域文化，迎接各种文化的挑战、冲击与影响打下了极好的基础。当然，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吸收，也需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与方法，加以灵活地、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汲取与吸收。
从目前中国电视传播艺术发展的实际来看，对于“本土化”资源的认知、开掘和汲取、吸收，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与空间，尤其是急促变化着的世界与急促变化着的中国，都给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实施带来各种机遇，各种刺激，也带来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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