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分析与对策

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分析与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人们的思想活动呈现多变性和反复性，由此构成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性质，正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及特点，正确选择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眼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正确认识、正确处理当前社会矛盾指明了方向。

分析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类型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可以说覆盖领域广泛，涉及门类众多。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有劳资纠纷、征地补偿、劳动就业、拆迁安置、社会安全、群体冲突等等。这些矛盾看起来五花八门，纷纭复杂，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大体上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劳资矛盾。近期劳资矛盾引发的事件频繁出现，“劳资博弈”正成为近期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焦点。其实，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在中国出现并不意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之痛”。如何消解劳资矛盾，调处劳资纠纷，既是党委政府加强社会管理、改善公共服务的职责所在，也是当前抓发展、促民生、促稳定的新课题。实际上，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的今天，要拿捏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分寸殊为不易。主政者既要回应劳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又要考虑资方的转型压力和现实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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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为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历来是社会矛盾的重要组成部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党执政前后，在官民关系、干群关系上都曾有过很好的时期，上下一心，同舟共济，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辉煌。但必须承认，近些年来，官民关系受到了较大的损害，官民之间，芥蒂在增加，矛盾在扩大。主要表现在，在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台一些维护本部门、本系统小集团利益的政策，损害老百姓利益，群众信访、上访、政府门前请愿等现象不断发生；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侵吞国家财产，严重损坏了官员的社会形象，致使不少人形成了无官不腐、无官不贪的极端印象；一些官员作风不正、言行不一，不关心群众疾苦，听不见群众呼声，只知道傍大款，不为老百姓办实事，严重脱离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

第三类为贫富矛盾。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据有关机构调查，收入最高１０％的人群和收入最低１０％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１９８８年的７．３倍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３倍。随着近几年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更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加剧了贫富差距。诚然，市场经济是利益差别经济，但不能听任利益差别无节制扩大，尤其不能任其超出社会所承受的范围。

第四类为阶层矛盾。所谓阶层，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每个阶层都有其独立的群体利益。勿庸讳言，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众多利益诉求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等等。这些不同社会阶层，在当今中国虽然都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只有分工职业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实际上，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不同是明显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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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存在的。譬如：较高层次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正在逐渐固定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较低层次的社会成员；社会垂直流动呈单向性特征，上下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逐渐呈现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的现象；等等。此外，在一线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垄断行业职工和竞争性行业职工之间，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之间，还出现了新的“三大差别”。

认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特点

总体来说，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具体表现在：

从社会矛盾的主体看――各种利益群体相互博弈。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就是经济利益的分化加剧。如私人企业主群体、农民工群体、失地农民群体、失业职工群体、以及城市中的房产主阶层构成的利益群体，等等。这些群体之间或一致或摩擦，或相同或相异，形成了不同利益要求的相互博弈和冲突。他们的分配诉求、利益冲突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从社会矛盾的焦点看――党和政府首当其冲。因为受体制性因素影响，我国社会三大部门结构还不完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还不能各司其职、功能互补，政府还在某种程度上集裁判员和运动员、调节者和经营者的角色于一身，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因而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从社会矛盾的技术手段看――越来越借助于高技术和网络。现在矛盾冲突的双方往往都采取高新技术，通过网络进行动员，通过网络进行联络，通过网络发布各种有利于己而不利于彼的信息，有的还通过虚拟世界同现实的物质世界相对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为矛盾冲突推波助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舆论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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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矛盾的趋势看――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与冲突化。受近年来“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现象的影响，一些矛盾主体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往往故意采取激化矛盾、诉诸冲突的方式，以引起轰动效应求得解决。种种激化的社会矛盾又互相影响，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氛围。

明确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性质

首先，要认识到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社会发展是一种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社会变迁。由于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转型时期，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转型，其内容涵盖了结构转变、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更新在内的全方位转换，而且转型的速率与过去相比大大加快，这就必然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同时，转型期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转型期的社会进步必然要经历一个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矛盾多发的历史阶段，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次，转型期社会矛盾主要是利益矛盾，属人民内部矛盾。资料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是属于人民内部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而基于利益的冲突往往是理性的冲突，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一般可以通过谈判、妥协等理性方式解决，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相对比较少；同样，阶层化分的多元化，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现阶段，我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一种可调合的矛盾，各阶层都是社会的建设者，出现激烈的矛盾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阶层之间的相互妥协是必须的，也是可能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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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矛盾也有可能转化。从总体上说，目前我国尽管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但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决不是说，社会矛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转化。如果我们的领导对复杂的社会矛盾长期视而不见，不去积极地化解调处，一旦问题出来又处置不当，那严重的社会冲突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忧患意识，加大正确化解、调处社会矛盾的力度。

探索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化解之道

１、更新治理理念。首先要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让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真正成为社会利益关系和谐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及时有效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普遍福利，由人民共享，进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要树立共赢互利的理念，使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阶层，特别是那些弱势阶层，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当前要特别重视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弱者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再次，要树立共同治理和“善治”的理念。就是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治理我们的社会，把社会矛盾处理的观念从统治转变为治理和“善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２、拓宽表达渠道。现代社会的稳定只会是动态稳定，在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利益差别的语境下，社会所需要的，乃是为每一种利益群体、每一个公民的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创造足够的空间，使其意见充分表达出来，不满情绪有地方可以宣泄，也使其能够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有路径捍卫自己的权益。当前我国一些地区群体性事件多发，一定程度也在于公民意见表达的渠道还不够通畅，公民参与影响自身权益的决策过程还有明显的障碍，结果长期积累最终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因此，进一步拓宽表达渠道，让公民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是疏解社会对立、化解矛盾的必要路径。当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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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表达渠道的同时，也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党和政府则要建立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

３、健全调解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建立健全多元参与的调解机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现在的矛盾化解主要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类，各类调解机构和资源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应不断加强各类调解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减少相互抵触和消减现象，更为有效地发挥调解资源的功效。特别要重视社会调解资源的引入，确定社会调解机构的独立性和平等地位。政府可以采取合同外包等方式，由社会机构承担某些调解职能，并转移相应的公共资源。

４、调整社会结构。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长远之策和根本大计。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就是中间阶层不发达，社会下层人数比较多，“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带来的最大危险，就是社会容易不稳定。所以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着手调整社会结构，使我国的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化。众所周知，“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间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应积极通过社会政治改革，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给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流动；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想方设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努力提高中等收入者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加大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和打击非法收入的力度。

（作者为宁波市社科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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